我和广州的地下音乐圈 [ 曾向华 ]
我所见到的广州地下音乐圈算起来正好将近十年。 十年中，一批人出现，另一批人消失； 大部分的人都成了不错的朋友，而有的人却成了敌人，不过谁也没有成为英雄。
我正巧是一个从来记不住年月日的人，所以一直没有把旧事翻出来的打算。只是在去年年底的某日于深圳， 一位摇滚青年盯着我说：“你好象很面熟，你是……” “曾向华。”他说了一句也许我终生难忘的话：“老前辈了！”在不知该觉得荣幸还是尴尬之余， 我突然自觉可以鼓起勇气来写一写印象中的我和广州的地下音乐圈。
在这里要首先说明的是我并不认为“地下” 二字对于广州的这个情况很合用，它只是在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语时的一个替代语。
象牙塔中
85年我考入暨南大学物理系， 不久就成为暨大艺术团声乐队主力之一。最初我与两位师兄组成了一支名叫“自由人FREEMAN BAND” 的吉他演唱组，当时这个演唱组在各高校及电视台的演出都相当受欢迎。
那几年， 高校间的文艺活动很多，气氛也相当宽松。期间我所认识的各个学校的吉他手、 歌手中，华师外语系84级的钟春阳是有趣的一位，他吉他的技术很棒， 英文歌唱得也相当好。他也有一支三人演唱组，他在另外两名成员毕业时写了几首奋发向上的歌（那时广州还没有什么人玩摇滚），有不错的旋律。他也许是所有人中唯一一个至今以音乐表演为生的 （我前年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海口的一家歌舞厅—他应是海口数一数二的吉他手了）。
我们的FREEMAN BAND一直以唱英文民歌（FOLK） 为主，因为那是我们三个人都喜欢的东西， 我们所唱过的唯一一首原创歌曲是我在高中时写的。第一次发觉将几个人搞到一起玩音乐有多困难是一年多以后， 那时，我受到侯德健、罗大佑、李宗盛、披头四、BOB DYLAN、EAGLES等的影响越来越大（到了几乎要摇滚起来的地步），于是我开始比较独立了。
在87年以前， 所有高校学生乐队的身份几乎都是“校艺术团乐队”，我所组织的乐队也不例外。 但与其他学校的乐队不同的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许多的外籍成员（除了几位国内同学外， 先后还有过巴西、阿根廷、法国、泰国、加拿大的成员） ，所以我们的乐器、设备以至技术在当时是最好的（但现在的孩子们看了一定会发笑）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玩我们喜欢的音乐、也一直在创作、演奏自己的作品。
我常用这个例子来证明我们的设备是最先进的： 在一次外校的演出中，我们如常使用了吉他失真效果器， 当我们下得台来，一位观众急匆匆跑上来关心地问：“你们的吉他是不是坏了？”
88年广东省电视台在肇庆组织的一次“未来星座” 高校文艺汇演上，我认识了广州大学的“SHADOWS”乐队。这支乐队的灵魂人物林羽也在以后的日子里成为广州地下音乐活动中的一位活跃分子， 先后与多人组织起“艳阳天”等有相当实力的乐队组合。
89年， 一场政治风波使高校间的互访表演变得非常谨慎而稀有。过于深刻的体验如同没有体验一样地使人麻木， 我的创作也突然停顿下来，音乐的风格从迷惑、 激动变得冷静、虚无。在我眼中，广州高校的文艺创作至今无论在思想上、 艺术上都再没有能达到87、88年间那种深度和丰富，那种压抑的氛围是其原因之一。
这时，最大型的演出机会便是中秋节在广州东方乐园的表演了—他们需要廉价劳动力， 我们需要发泄。观众是来看热闹的市民，他们大都为不知从哪里冒出这些音乐而好奇。
我在校期间， 自己的音乐（也可能是当时所有校园乐队创作）出现在校园外的公众面前的唯一一次，是90年广东流协在“卜通100”举行的“第三届新歌试唱会” —我的乐队碰到了麻烦—鼓手为那套鼓漂亮的音色惊呆了、键盘手对着复杂的合成器不知如何是好、 我则被自己的几个吉他地雷效果器的电源弄得晕头转向， 但我们也得到了捞仔、陈小奇等人的热心帮助；观众热烈的反应使所有的紧张、疲劳得到了回报。
校园是地下音乐的最肥沃的土壤。 我记得这样的一幕：侯德健在86年暨大的一次歌唱比赛中被我们请来当评委，我在后台向他借烟抽，他问：“没烟啦？”我说：”穷嘛！”“穷好哇，穷了就能写出好东西了。”
牛扒城的民歌手
广州比较早期的地下音乐人们聚到一起， 常会为这样一件事而觉得奇怪：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西部牛仔啤酒牛扒城这间酒廊当过弹唱歌手。 这也许从一个侧面说明广州的地下音乐是从民谣开始的。
我也是其中最早的那批民歌手之一。在这里，我见到了王闻、原“SHADOWS”乐队的灵魂人物林羽、 方辉、我原来学校乐队的吉他手李宗贤、鼓手陈郁葱及后来去了北京的杨一等人。 45分钟的演出时间，三、四十元一场的演出费；这已足以使91年初广州的民歌手们趋之若骛了。
赚钱有术的台湾老板、 昏暗的灯光下特别的装修、客人进门时侍应生高呼的“欢迎光临” 、奇差的音响效果和民歌手，形成了牛扒城独特的吸引力。这里渐渐聚集了一批又一批文人、 雅士和酒疯子；我们有时与来捧场的朋友们把酒欢歌、 调情悦趣，有时与撒酒疯的客人拍桌子骂娘、大打出手。在酒杯的碰撞声中音乐只是赚钱、 练嗓子的手段，并无情趣可言，这时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林羽拉上来跟他唱二声部。
不期然间， 这里交流着各种各样的思想，传递着四面八方的信息，酝酿着一个又一个的举措。
音乐公社
虽然印象中“音乐公社” 与牛扒城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但我不肯定“音乐公社” 是怎么酝酿出来的，因为那时我已从原来工作的国营厂跳槽到一家私人音响乐器行， 同时也因为长久没有在牛扒城唱民歌而几乎与地下音乐人们失去联系。
一天我在公司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我当时不认识的钟名。他是个非常礼貌的人， 当他告诉我现在有一群朋友想组织一个地下音乐人团体，并很客气地问我是否有兴趣加入时， 我在很客气地表示愿意同时，内心却已激动得不行—这个想法太好了！
音乐公社一开始就得到了《音乐天堂》 的朋友们的支持，音乐公社的成立会便是在《音乐天堂》 的所在地开的（大概是92年的春天，我不记得准确的日子了） 。到场的大概有二、三十人，其中一些是以前的朋友，而更多的是不认识的新面孔。 大家为团体的名字和社长、理事等事项稍事讨论后，一切就定下来了：
名称： 音乐公社，社长：方辉，理事：钟名。
音乐公社的成立标志着广州地下音乐第一个高潮的开始。在很短的时间内，艳阳天、 KSM、NO NAME、铁蜘蛛、支点、藻泽、一窝蜂、焦距、王闻、田敏、朱昕荣和我等（还有一些我记不起来的但未必不重要的） 乐队和个人突然频繁地出现在报纸、 电台等新闻媒体上，为数不多的几次“社员汇演”为“社员”同志们提供了交流、观摩的机会，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公社的存在。
提到音乐公社， 我觉得不能不提这几个人：方辉、钟名、熊晓杰、江南藜果。 方辉作为社长，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困境：他实际上是一个光杆司令。大部分的社员其实都在自留地上辛勤工作， 而到公社有收成时就不知不觉、理所当然地到方辉那里去领公粮。 方辉有时也坦然承认这应部分地归咎于自己不知该如何组织这群英雄豪杰，但他的工作实在太多了—他几乎是唯一一个工作在国营单位（相当忙的那种）的成员（其他如我在私人琴行打工，NO NAME、支点、藻泽、焦距在读书，KSM、一窝蜂、王闻晚上在酒吧、歌厅上班，另一些人则无业） ，而联系场地、协调各乐队的器材（有时还要租用）、新闻发布……没完没了的烦心事把我们的社长搞得焦头烂额， 事成之后，大概也没有多少人感谢过他的一切努力。 我常常看到原本天真烂漫的他变得灰头土脸，但却又不知该如何安慰他才好。
钟名是伟大的， 一位政府部门的职员，与音乐创作毫无关系，仅凭一副热心和耐性默默地有条有理地帮助着我们这群疯子和自大狂。 他和方辉的结识直接导致了音乐公社的诞生，而在音乐公社存在的全过程中，由于他的低调作风，你甚至可以根本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但在音乐公社名存实亡的那段时间，钟名给了我一份厚厚的音乐公社活动的资料—他的确不用说什么，他所做的就已经很值得我们尊敬了。
当时《信息时报》 的名记、股票专家熊晓杰以强大的影响力使音乐公社一夜之间拥有了相当大的知名度。 他是我在暨大时的学长，当时的一些共同战斗的经历让我觉得他具有策划活动的天赋； 而对地下音乐的热情使他成为音乐公社与新闻媒体之间不可替代的桥梁。 他很早就看到了音乐公社组织形式上的弱点，但无论是他还是我们自己，在当时都无法做出有力的改变。
《粤港信息报》 的名记江南藜果当然是当时关心音乐公社的众记者中最有力的一位吹鼓手， 也和熊晓杰一样是参与音乐公社创立的策划者之一，但在这里提到他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他准确地预报了音乐公社的无形解散。他是熊晓杰的同班同学， 这位眼中闪烁着狡诘的干瘦的小老头有着过人的敏感和常人难以理解的行为方式。 当众人带着惋惜的心情回避面对音乐公社将近名存实亡这一事实时， 他毫不客气地以客观而敏锐的眼光和不小的篇幅在报上做出分析，最后他告诉我们：“你们快玩完了”。
音乐公社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使广州地下音乐大规模地曝光， 这也使专业音乐人、 音像公司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市场；94年中，太平洋影音公司的“南方大摇滚（一） ”的录制完成在标志着音乐公社的成功的同时也意味着音乐公社的结束。 一批广州、深圳的作品和出色的社员创作被并不出色的策划和制作匆匆推出。
回到混沌状态
《南方大摇滚》 专辑的录制过程中，原本不十分明显的各乐队内不同音乐风格取向和个人间的性格矛盾突然白热化。 虽然我们对这群个性强烈的人们相处在一起和组织乐队的困难早有心理准备，但这种变化依然让人意外和感伤。
这一时期，两位李姓朋友在广州地下音乐圈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位是香港两生花独立唱片公司(Sound Factory)的李劲松先生（阿DICK） 。在广州的一次展览会上，焦距乐队的贝司手郭劲刚认识了他并把他介绍给广州的地下音乐圈。他对广州的地下音乐相当感兴趣， 但在一次次试听后，他有些失望。他的反应使部分广州地下音乐人感到了自己的问题， 这种自省引起的意见分歧和以前的各种矛盾集中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几乎所有广州地下乐队解散、 重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广州地下音乐圈几乎不存在固定的乐队组合，大家只在不同的演出场合随兴作临时组合。 最后仍与李劲松保持了较长时间联系的是独立歌手王磊和焦距乐队的主音歌手宋晓军。 王磊作为一名外间公认的广州地下音乐的代表， 虽然在音乐公社第一次的社员汇演上就曾出现，但圈中却常把他当成一位过客， 这也是此文到现在才提到他的原因；如果把他归入圈中，那他将是我们中目标最明确、最坚韧不拔的一个。
另一位李姓朋友是电台DJ李启健（阿KENT） 。他由于工作的关系以及个人的兴趣一直与地下音乐圈和校园乐队保持着接触， 音乐公社停止活动后，广州的地下音乐会不少是他组织发起或多少跟他有较大的关系。
这段时间里， 江湖上有许多的变化和是非，社员们有的暂时失去了目标，有的找到了新的生活，有的反而更专心地去玩自己的音乐了。
摇滚精神不死
必须告诉大家的是， 有许多优秀的地下音乐人在这篇文字中没有提及，这一方面是因为我要赶时间交稿； 另一方面我并不打算写一篇广州地下音乐史，不可能面面俱到。 实际上，我们还应该感谢许许多多这里没有提及的朋友，因为他们不但过去支持过广州的地下音乐， 他们也准备为广州地下音乐新的高潮的到来推波助澜。
就在这篇文字截稿的前两天，我参加了在开平举行的“五. 四新青年—摇滚精神不死” 音乐会，在那里我又见到了颇具实力的吹波糖、雨中猴群、与非门与刘晓宇等新一辈的广州地下乐手， 在那里我发现了原来在音乐公社就已是最出色的吉他手易云钢和鼓手高原都在技术上又有了质的提高， 在那里我还看到了一群全新的观众和一帮熟悉的新闻界的朋友。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新的音乐组织象音乐公社一样再一次把广州的地下音乐人团结起来， 而它应该会比音乐公社更成功。
via: Music Heav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