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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里》及其它：在D-LAB上的发言
[ 2005-12-29 23:46:03 | 作者Author: OU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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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24日上午，应侯瀚如的邀请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第二届广州三年展“三角洲实验室”(D-LAB)上介绍自己的工作。以下谈话由馆方整理，出版于《三角洲实验室１》（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11月），我在这里作了一些修订：

《三元里》是我对“城中村”这个现象进行研究和记录的一个计划。我们选择了其中很有代表性一个村子，叫三元里，是广州老的白云机场旁边的一个村子，来作为一个样本切片来进行研究的。那么“城中村”的概念是什么样的呢？我要从各个方面来解释一下。像三元里这样一个地方，在80年代还是广州的郊区，也就是广州最早的郊区模式。在80年代它还是一个农村，还有农田，还有村落的形态的东西。当时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广东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广州的市区要向外扩张，所以他们就把扩张的方向放在郊区这边。所以政府要征用一些郊区的农田来做都市的发展。这样的话像三元里这样的村子，农民的地就被政府征用了。但是他们居住的宅基地没有征用，保留下来。在十几年前征地的时候，政府保留了宅基地征用了农田，但是没有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这样农民就必须自己解决谋生的问题。慢慢的随着政府的规划逐渐完成，农田上都盖上了高楼大厦，这样周围的高楼大厦就把三元里的宅基地围起来，就形成了所谓的“城中村”。

因为政府没有把他们的户口转成城市户口，他们为了谋生只好在他们的宅基地上盖上高楼出租。为了争取更多的建筑面积可以出租，他们就会盖很多层楼。因为地是有限的，他们只能向空间发展。本来政府的规划两个楼之间的距离应该是五、六米左右，但是农民为了扩大他们的出租面积，盖到二楼的时候房子与房子之间就连到一块了。这样就形成了城中村的一种很特殊的建筑形态。城中村的出租屋经济是非常发达的，因为它的房租非常便宜，这样就吸引了大量从外面来的移民、民工到这里租房子住，所以它的人口构成就变得非常复杂，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说有人在这里吸毒、贩毒，还有地下的性工业特别发达，发廊特别多，抢劫、偷窃这些罪案也特别多。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三元里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令政府非常头疼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个所谓“城中村”的现象。因为它带来了很多社会治安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城市的形象，所以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整治。“城中村”的形成其实还有更多的原因。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表面上的形成过程，其实它的形成还跟中国的土地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很大程度上还是由农民来实现的，这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制度的设立上，关于土地就设立了两种制度，一种是公有制，也就是说土地是国有，而为了回报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付出，又产生了集体所有制这样一种土地制度。也就是说三元里的农民他们有自己的地，不仅有耕地而且有宅基地。这样政府在做投资发展的时候，对国有的土地可以随便规划，但是对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就必须用补偿的方式来征用。土地对农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了土地农民是无法生存的。就像现在三元里村的农民，农田被征用了以后，宅基地就必须努力的保存下来，因为他们无以为生。中国土地的这种二元化结构其实是导致城中村现象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同时因为现在“城中村”大多处在市中心，就有一种所谓的影子地价。影子地价就是说这块土地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处在市中心，如果按照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最优化的计算，可期待的地价是非常高的。在经济学上，这种地价就叫做影子地价。城中村就是这样一种地区，它的影子地价很高。但是上盖的建筑物的价值又非常低。这样一种现象其实呈现出政府、房地产商和农民三方的利益的争夺的结果。实际上在中国每一个城市的城市化进程中都会碰到三个利益集团的争夺，国家要征收农民的土地，一定要付给农民一定的补偿金。农民觉得他要出让这个土地，就必须跟政府谈判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价钱，以便让他们以后的生活无忧。因为这一块影子地价比较高，对地产商的吸引力比较大，如果让地产商来发展这块地，他可以改变上盖物的价值，开发出一种新的建筑用来牟利，所以其实在城中村纠结着非常复杂的利益冲突。

现在对城中村的研究不仅是我们来做，还有大量的学者和艺术家来关注。对农村的研究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最早的研究应该是费孝通，他在解放前3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用社会调查方式，对江苏的一个农村进行了调查，最后他写出了一本书叫《江村经济》。他靠这个书在英国拿到了第一个社会学的学位，这本书还有费孝通对江苏村落的研究建立起一个非常有效的模式，对后来研究中国农村的学者都有一个很大的参考价值。

就在我们去年对三元里这个村子进行拍摄、记录和研究的同时，我们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所长李培林也在写一本书，这本书因为去年SARS的影响推迟了出版，这本书今年初刚刚出来，叫做《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其实它是集中调研了广东30多个城中村，之后对这个数据进行分析所形成的一本著作。所谓“羊城村”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其实他是借用了费孝通的乡村研究的那种模式，他用一个抽象的、泛指的概念来指称城中村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羊城村”就是三元里村、石牌村等等这种村的统称。在这本书中他采访了很多的村民，包括外地来的，在里面租房子住，还有那些开小卖部的人，还有土著居民、村干部等等。他跟我们做这个三元里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接近的，只不过我们是用了影像的手段，更多的进行影像的纪录和研究。而且我们也没有采用社会学家那种建立一个模式、提出一个抽象的概念来进行论述，我们直接就是影像的纪录。

这个录像作品给大家呈现的是没有经过我们处理的、非常有现实的影像。不仅在中国有这种城中村的情况，在外国也有很多类似的社区。在外国都市村庄的形态跟中国的差别是比较大的。我最近在看社会学中芝加哥学派的一些书。他们在美国大都市文化之前作了一些研究。比如说对芝加哥和匹兹堡这两个大的工业城市的郊区所形成的这种波兰移民的村落，也就是对所谓郊区的贫民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我们的启发也很大。因为在美国像芝加哥、匹兹堡这样大的工业城市，它需要大量的东欧农民的移民来到美国，把他们变成产业工人，这些产业工人他们的生活条件是非常差的，他们只能住在郊区或一个特定的社区里面。比如说在一个特定的社区里面全是波兰来的农民住的地方，或者说另一个社区全是意大利的贫民住的地方。芝加哥学派对贫民窟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大的参考价值。他们最经典的一本书叫《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这本书非常有趣。他们收集了大量的波兰农民到美国、芝加哥之后跟在波兰的家里人的通信作为他们研究的最重要的证据。这些波兰人的家信是十分有意思的，他讲了他们移民到美国之后跟这边文化的冲突，又慢慢的怎样被同化了。因为这是跨地域的通信，所以令波兰原来的这种社会结构跟芝加哥、匹兹堡这样的大工业城市的社会结构形成一个有趣的对比。外国的这些社会学的研究对我们接下来做一些像三元里计划一样的，中国城中村的延伸计划，非常有参考价值。

接下来我们会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北京。我们今年获得了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的资助，去参加他们的一个研究项目，叫《北京现场》，他的副标题叫《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文化》。这样一个研究的课题，是由德国七个艺术家和小组和三个中国的艺术家和小组来共同研究。我们报的研究课题是北京的城中村。随着2008年北京要举办奥运会，北京市政府对于北京120多个城中村也很感头疼。因为北京的城中村也像广州一样成为城市的突出的问题，脏、乱、差影响城市的形象，北京市政府下了很大的功夫对这些城中村进行改造。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把对三元里的研究方法挪移到北京，对北京的城中村进行一个类似的研究。我们选定的那个村子叫树村，在海淀区的一个村子。那么这个村子跟广州的三元里又有什么不一样呢？现在这个村子已经通过政府的协调交给一个房地产公司进行开发。那么在这之前，在90年代中期树村是中国摇滚乐队的聚居点。这个村里住了两百来个成名或者没成名的摇滚乐队。这个很有意思，也是它与广州不一样的地方。广州的城中村往往会发展成为犯罪的天堂，但是在北京却成为一个艺术家聚居的地方，成为一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准共产主义的一种社区。这跟北京是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性质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也想把树村摇滚乐队聚居的这样一种研究延伸到原来的圆明园村、北京东村，这样一种艺术家聚居社区的研究。我们选择的这种研究不像今天的798工厂，充满了一种时尚化，带有商业色彩的社区。我们研究的树村、圆明园村、北京东村都是一些贫困的村落。我们想研究探讨一下同样一种形式的“城中村”，它在北京的流变、跟广州的区别在哪里。我们对树村的拍摄和研究会在明年七月份开始，之前我们要做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后来我们经过调研后把树村计划改为大栅栏计划。作者注）

在做完北京“城中村”的研究之后我们还想做上海。它有另外一种形态的村落。上海有一个村落叫曹阳新村，是中国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建立的一个工人新村。就像今天的样板房那样，国家圈定一块地，从政府的角度去盖起标准化的住宅楼给50 年代的那些劳模，让他们从破旧的房子里搬进去。新中国成立以后它就成为一个样板，这个地方接待过超过十几万从外国和国内各个地方来参观的人，就变成一个旅游胜地一样的地方。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它折射出一个社区怎样变成国家宣传机器的一部分。同时他还跟五、六十年代，明显带有社会主义特点的都市规划的一些形态。北京和上海的计划实际上就是2003年三元里计划的一个延伸。

刚才主要是讲到对题材的选择，接下来我想讲一讲我们选定题材以后用一种什么样的手段去做研究。影像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我们做的《三元里》其实是一个集体的作品，我们调动了大概有十几个人。每个星期他们都自带摄影机，去三元里和广州各个角落去拍摄。每个星期他们会去拍三四天，到周末把拍摄的素材拿回来我们开会一起研究，拍摄的素材哪些是可用的哪些是应该改进的，然后设定下一周的拍摄计划。

在社会学研究中，中国的社会学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影像的威力。比如说我看李培林的这本写羊城村的书，他有一半的内容是对村民、外来者采访的笔录。我们看这个书主要是从文字这种媒体去看的，还要一定程度上借助我们的想象力，才能接触到城中村的现实，文字没有影像来的直接。像我们拍的这个片子，就可以直接感受到我们拍的城中村的建筑风格还有人的面貌，直接带来一种视觉上的冲击感，这种的力量肯定要比文字强大。接下来我们的计划还想发展出一种所谓社区影像的这样一种方法。现在很多纪录片都是个人或者导演或者纪录片艺术家用个人的方式去拍摄的，这样被拍摄的对象是非常被动的，其实正统的纪录片的拍摄都存在一个对被拍摄者剥削的问题。有些纪录片的导演强调他关注的是边缘社群、低下层的人的生活，实际上他们拍了以后就去各个电影节参展，去参加各个艺术展览，对所拍对象的生活处境一点帮助都没有。这个就是影像制作者对被拍摄者的剥削。

我们想发展的社区影像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想下一步把摄影机交给我们的被拍摄对象，让他们自己记录自己的生活。让他们自己用摄影机和摄像机去记录他们平时的生活，去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和文化上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是平等的，他们也是作品的导演，我们也是，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而不是拍与被拍的关系。社区影像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我觉得做得比较好的是云之南纪录片节的郭净博士，他是最早采用这种方法去做村落研究的。他今年拿到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在云南发展社区影像。我们觉得这种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在接下来北京、上海的项目中，我们都想使用这种社区影像的方法。社区影像和芝加哥学派中收集农民家书这样一种材料，是一种脉络上传承的东西。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拍摄是对被拍摄对象的各种诉求的一种非常有效的表达，而不仅仅是一个艺术作品。它应是一个有社会参与，有社会见证，跟社区的历史、政治、经济的发展有很密切关系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