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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栅栏计划：穿越城市腹地

《中国房地产报》记者 林播 北京报道

2006 年12月11日晚上，“大栅栏计划”的其中一部纪录片《煤市街》将在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首映，艺术家和策划人欧宁为新片的英文字幕奋战将近一星期，也将于4号启程去纽约，此计划最初的版本已经持续在鹿特丹荷兰建筑学院、德国媒体艺术中心ZKM、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展出，在MoMA展出的纪录片是目前的最完整版本，这个片子大概85分钟。

以煤市街为中心

欧宁表示：“这个活动由MoMA的电影/媒体部和建筑/设计部两个部门共同组织，既是电影/媒体部常设节目的一部分，也是建筑/设计部目前正在MoMA展出的CCTV新总部大楼展览的相关活动之一。参观者看到北京最新的建筑展览，再看旧城区改造，会对北京有比较立体的印象。”

很多国际研究机构都在关注中国的城市生长，他们对亚洲超大城市的模型——北京也非常感兴趣，大栅栏这个样本的价值也被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发现。“我们跟这个基金会合作，去年7月正式来到北京，最初的一个月，我们对北京四环、五环的一些村庄，都做了调查，也去了首钢看了三个厂中村白庙、养马厂和庞村，发现北京的城中村跟南方城市不一样，处于城乡结合部，不是市中心，于是我们就选了大栅栏。去年10月份时做了一个短的录像版本，由市民张金利自拍录像，今年曾在荷兰、德国和加拿大展出。虽然是一个短的录像版本，但是关于煤市街的拓宽工程，已经基本上看得出它的冲突，也反映了整个项目的理念。因为我们关注整个地区之后，发现煤市街其实是矛盾冲突最激烈的一条街道，它很典型的反映了一些问题。”欧宁说，“大栅栏有价值的建筑不是很多，有价值的是街道的生活方式和作为商业方式的样本意义。煤市街今天过去看有个房子，明天过去就没有了，做纪录片这种变化很吸引人，每个角落我们都尽力去拍，地毯式的。”

评论家史建也在 20005年初曾经做了关于煤市街的考察拍摄。他说：“煤市街具有足够的复杂性和典型意义，关注煤市街，就是关注大栅栏的改造，就是关注北京的新一轮旧城改造模式，就是‘先睹’北京的未来。前门大街，北京的南中轴线，在可见的未来，有可能成为充满后现代虚拟氛围的步行街。”

大栅栏地区存在很多的可能性，种种猜测在拆迁过程中传播，无法证实真伪，传说中，煤市街东边会改造成200多家的新四合院，前门大街将出现LV旗舰店，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中，前门火车站将成为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分馆。

欧宁的“大栅栏计划”整体工作的最后成果将于2008年前结束，包括两部纪录片，一本关于大栅栏的书，还有一个专项网站。欧宁表示：“其中一部纪录片是 2005-2008年的大栅栏地区的总体纪录，是非叙事性的纪录片，会诗歌式地表达大栅栏地区缓慢的生活节奏，反映改造过程中激烈的冲突。另一部就是专门关于煤市街的，这一部现在已经完成。”

不断出现的贫困社区

大栅栏计划是关于北京的贫民窟大栅栏地区的研究和拍摄，是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与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共同组织的研究项目《北京现场》的一部分，它是2003年第五十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参展项目《三元里》（关于广州的城中村）的延续，与计划中的上海普陀区曹阳新村项目（关于上海的工人聚落），将构成欧宁对中国城市化和城市贫困社区的系列研究。

欧宁表示：“其实我关注的区域集合三要素，一是市中心，二是密度高，三是聚集大量贫困人口的区域。城中村是中国的城市规划落后于急迫发展的现实的典型表现，也是中国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城乡壁垒问题的反映，但它只是我所说的城市贫困社区的其中一种形态。《三元里》纪录了广州最大的城中村之一——三元里的建筑形态、街区人文景观以及岭南农村聚落文化、外地移民和城市化现实的冲突。”

三元里是因为土地的二元制形成的。农村的土地分成两种，一种种庄稼的农用地，一种是盖房子的宅基地，当政府把农田都征用了，周边盖起高楼大厦，由于政府征农用地而没有解决农民谋生的问题，于是有人在宅基地上重新盖楼出租，用来谋生，于是聚集起大量贫困的外来人口，三元里城中村就这样形成的。

欧宁所关注的每个城市的贫困社区的形成原因都不太一样。北京大栅栏，它是明、清、民国时期城市的商业中心，这里聚集的众多绵延百数年的老字号，堪称中国商业文化的活化石。80年代的时候，房子的破败还不是很明显，自90年代以来，大栅栏地区基础设施落后，造成精英人群不断外移，空心化越来越严重，有条件的人都搬走了，而贫困的老百姓不愿拿钱去维修公共设施，只好廉价租给外地人和低收入人群，这一地区的贫困和衰败现象开始凸显。虽然就在天安门的南侧，但是数百年如一日的缓慢节奏，使它渐渐地成为贫民窟。

上海普陀区曹阳新村，跟新中国产业工人政策有很大关系，这是50年代给劳动模范盖的房子，80年代还有加建，一个很大的社区，但是50年代盖的曹阳一村，已经开始破败了。

“环境很差，几家人共用厨房，洗手间，水要从洗手间打到卧室里才能洗澡，五口人住20平米。其中一对夫妇和一个孩子住9平米的房子，不过他们能非常有效地利用空间，重合功能利用得很好。比如说一张桌子，可以吃完饭，小孩子做作业，之后跟爸爸打乒乓球，多种功能叠合在一起，体现了普通人的一种生活智慧。”欧宁说，“贫困社区的形态都很像，但是形成原因各不一样。城市的衰败是有周期的，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如果不自我更新的话，这个城市发展就很难。我不赞成民间激进的物理保护主义，但是改造一定要科学，一定要注意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的公正。”

城市媒体的出现

底层社会的神话，有着独特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华尔街周报》记者曾冒险进入城市内部去纪录“另一半人是如何生活的”。“大栅栏计划”采取叙事与非叙事相结合的方式，自由调查，居民自拍录像，这种纪录媒介，坚持使用镜头来代替作为另类世界的目击者。拍摄城市贫民世界的美国纪实电视《篮球梦》采用了叙事风格，运用戏剧力量，也为我们提供了早期了解世界贫民窟的纪录文本。

欧宁表示：“我们还将从新闻学角度，作一些对比研究，研究不同时期的大众媒体对大栅栏形象的塑造。清末《北京醒世画报》报社地址就在樱桃斜街，与八大胡同为邻。1909年的《醒世画报》对于大栅栏地区的报道，画报笔者的道德观念并不僵化：两个良家女孩在街上打闹砸了油瓶子，被画报笔者评为不端庄；而一位妓女戴了眼镜，画报笔者就觉得有‘鱼目混珠’之嫌，侵犯了良家妇女的端庄专利，而这两年的《新京报》从社会新闻的角度也在持续关注这个地区，可以对比研究相差一个世纪的媒体分别对这个地区的描述，这会很有意思。”

正因为中国特殊的城市化进程，也将催生一批城市类媒体。目前的《城市中国》作为近年出现的研究城市的媒体，纪录城市研究进程，同济大学学建筑学出身的主编姜珺，在过去5年里考察了中国上百个城市，并建构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海量资讯。欧宁表示：“城市媒体的出现是必然的，《城市中国》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好的文本。以这个资讯库为基础，有独特的角度和分类方法，帮助读者理解中国的城市化现象，他在梳理我们生活世界的潜规则，并为之建构一个具有最大包容性的梳理城市脉络的公共平台。但从传媒工业的角度，这本杂志的媒体特点不太明显。”

专家们对于大栅栏地区过快决策与运作表示忧虑，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空间价值尚未被充分认识和理解的区域，规划的理念固然宏大，但实施的结果可能存在很多问题。中国的每个城市都在扩张和膨胀，大量关于城市的映像、信息，观众都无法一一知道，我们甚至连纪录的机会和时间都没有，以城市为主题的媒介的出现，给读者提供了一条理解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现象的渠道，目标是古老的，但解决方式是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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