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孟晋
不夸张地说，伍德士托克是被几个热血青年制造出来的，当然，有近50万人支持了他们。如果说李安是纪念性地把镜头对准了那个时代的后院，一个贡献农场的家庭及周边的人群，那么，我更愿意相信：当伍德士托克精神被反复念叨了四十年，那种奔放的激情、那种一切以偶发事件为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十多年前，我看完这场完全自发的青年文化运动的盛会与祭奠，只有向往和羡慕。而今天，无论是那个时代的音乐，还是所有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托起白云的梦想，都成了一部难以缅怀的历史。
有时候，缅怀就是遗忘，甚至是背叛。
说实话，1969年8月的某三天的那次音乐与青年文化的聚会，来得太突然。但历史往往就是在未及准备完备的情况下朝前走了一大步，伍德士托克不小心地成了人类的记忆，而后人总是朝相反方向而去，关于历史的记取，就是这样一场前院失火、后院享乐的闹剧。
我个人是反对过分夸大与渲染奇迹背后的动因的，所以，我会特别珍惜《伍德士托克口述史》和《制造伍德士托克》这样的当事人留下的文字。也许，再过一个月全球又会出现“书比电影精彩”的争论，但对于宁愿放弃空洞，而更热衷于细节的人来说，即使这些回忆里面还是有不少掩饰与放大，也比在车轮的轰鸣中依托着不切实际的梦呓，来得更真实一些。如同我从简尼斯·乔普林在伍德士托克音乐节上那张绝对有细部的脸，读到了她人生的失败，而不是成功。她面对50万人难以自控，她之前说她不适合在超过5万人的场地里表演，令她大发光彩的蒙特里音乐节正好是5万人。几年后，乔普林用27岁的生命告别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也告别了伍德士托克那三天在大雨中的洗礼、挣扎和重生。
回顾盛大的生命碰撞，或者集体性的理想的燃烧，是极其残酷的。这就好比成人世界里的童话故事，被精致地存放在小盒子里，然后被遗弃在某个角落。在讲究生存哲学的时代，李安式的回顾只是将一场终究要抹灭更多想象的文化运动当作了背景。这是这个时代的温暖小调，当伊甸园或者乌托邦级别的神话不可复制时，我们不得不感叹这也是一种智慧，尽管这种智慧和伍德士托克那样的讴歌与沉沦相比，是完全无法抗衡的。
回顾，总是由某几个侧面组成的，尤其以曾经不可一世的摇滚或者民谣为背景音乐。在今天看来，只要不是虚妄的复述，依然能呈现泥土的芳香，以及躺在大地之中的身躯的动人。
通过某些当事人的诚实的回顾，我们注意到了当年主办方的混乱与措手不及，没有任何人想到会有50万人从四面八方赶来，长约一英里的边界顿时形同虚设，主办者被迫宣布——音乐节免费。诸如约女友或朋友在大门口碰头而造成错失的，比比皆是。但他们却和素昧平生的人一起共享了伟大的奇迹。
卡罗斯·桑塔纳是因为和“感恩而死”同属一个经纪人而被搭卖给主办方的，但没想到这个当年的无名小辈一炮走红；JohnSebastian 因为在舞台前溜达而被主办方临时充数拉上了舞台，并罗嗦地讲了40分钟无关的话，但有约在先的“铁蝴蝶”因为滞留在机场而错过了音乐节；“大门乐队”只是害怕有人要刺杀主唱莫里森而拒绝出席，鲍勃·迪伦是在不远的新家痛苦地接待着一批又一批赶去音乐节而中途停留的没礼貌的乐迷，而关于他要表演的假新闻在现场传了整整两天；当“谁人”开始表演时，有人为了报告最新发生的状况而冒失地上台抓起了麦克风，愤怒的吉他手彼德·汤谢德狠狠地把吉他砸向他的后脑……这一切看似玩笑的细节都成了伍德士托克字典里的正解。
有趣的事情远远不止这些，音乐节第二天，人们必须睡在泥泞之中，但他们宛如躺在鲜花丛中一般地享受着短暂而高潮不断的生命。演出间隙，寻人启示的广播不断出现，其中包括“米克·贾格尔请注意，约翰·列侬在找你”，很像我们这个时代的“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信息。
可以这样做出推算，假如1969 年抗议越战的情绪不是那样高涨，假如嬉皮士没有预感到“爱与和平”的身体力行的梦想面临破灭，假如六十年代情结在年份上不是走到了末尾，假如摇滚乐不是诞生了十多年而开始寻求自我毁灭的宿命式的冲动，一切狂欢的理由都不会过于充分，一场二十世纪没有第二场的音乐盛会就不会如此精彩。
伍德士托克音乐节最后上场的是吉他之神吉米·亨德里克斯，他在凌晨四点半弹起了美国国歌，底下很安静，也很绝望。这几乎是最悲壮的落幕。
在一个时代划出休止符之后，任何回顾即使是善意的，也会带有太多的幻想。人类，就是这样不断地克服着自己的缺陷。
但是，伍德士托克长眠的时候，应该是有回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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