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听到幸福吗？
文/孙孟晋
很多年前有过一股风潮，听唱片，是为了听里面指挥的乐谱掉地上的细微声响。这种毛病如果只是练练听觉，不算是坏事。因为今天做音乐的要比这更疯狂，他们甚至要把城市里的嗡嗡声响采样下来，随后经过加工而对外播放。所以，这类人也被称为声音艺术家。
当音乐发展到对声音的研究，其实也就类同于外科医生对人的骨骼的研究。
某个名人说过：“听觉是和心灵产生共鸣的”。俗一点的人就会直接地说：听到了幸福。
大多数情况下，音乐是一帖疗伤的最佳药方。尤其在空间上越来越挤压的当代，幽闭成为一种生存习惯。从美学角度看，对他人的审美早已转化为自我审美。生命缺少歌唱的机会，那么，抚摩至骨头的抒情就有了神医的作用。曼妙之声，可以抵抗世界的嘈杂。但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德里达的话可以证明：“正如理性守护着思想那样，某种疯狂最终也守护着思想”。但二十世纪疯狂的节奏乐快车最后却以偏离了方向而告终，当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一切复归平静，所谓的后摇、Dream Pop、Indie Rock（独立摇滚）几乎涵盖了整个世界的主流乐风。
也许，我们应当在清醒的时候了解迷醉的方向。侧耳倾听内心防线之处的温暖。人扩张的能力和音乐的走向是呈正比的，这点和不同时代的音乐人的境遇也有关系。流行音乐史上，黑人音乐家是为了生存而挣扎的一群人，他们甚至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回忆一下，在那些人里面，很少有逃脱险恶命运的巨掌的。据说，布鲁斯之母贝西·史密斯死于高速公路，乡村布鲁斯的传承者之一“瞎子”莱蒙·杰弗逊在雪地里去世……但他们吸进的是苦难，吐出的却是感激。二十世纪音乐的精彩在于与命运息息相关，同样，它也毁于抗争的呐喊。
我相信对听觉的理解，约翰·凯奇属于最透彻的人之一，他提出了“人群与场所”的概念，并在自己的作品里实现4分33秒的静默表演。但西方人的声音空间概念，远远晚于东方包括中国的古乐。古乐里的间隙才是绕梁三周的缘由，人的渺小与人的超脱，尽在那静默之中。当人类开始寻找未来的场所，管平湖的古琴曲便被放置到别的星球上，这也说明东方文化里拥有深远的吸纳度。
有人在聆听阿炳悲凉的《二泉映月》时，指责阿炳本人召妓的事，好像身体寻找欢愉和内心感知悲伤是有抵触的。其实不然，肖斯塔科夫斯基是在恐惧之中写出一部部辉宏的交响曲的；爵士之父阿姆斯特朗生性羞怯，但他恰恰是最会取悦观众的。而当代人的神经脆弱，正好需要一种近似于为孤独喝彩的疗伤过程。
相对于其他感觉，听觉的灵敏也是关于情绪的追踪。音乐，贯穿着情绪。最可证明的是，人的年龄决定了音乐的含义。Johnny Cash人生最后几部作品充满了感恩的情绪，也就是说，他的歌声很快会通过你的耳朵进入你的内心。于是，感动与否又和听觉对象有关。
有人告诉我，老“垮掉的一代”金斯伯格曾经举办过这样的诗歌朗诵会：只念一个词——爆炸。声音高亢，一声盖过一声。但当时他并不以为然，只把它看作一种声音的把戏。但911以后，在那个人耳旁回旋着的是金斯伯格的那个“爆炸”声，并持续很长时间。这大概可以称作声音的联想，如果在任何一场当代噪音演出中，你不打开声音的联想，等于没去过那个场所。
对于更多的人，是在音乐的联想里得到安慰。尤其在内心容易长久关闭的时代。竖起耳朵，往往是夜间的私密活动。如果一不小心，在音乐里听到了相似的人生，情绪上马上就会得到最持久的平息。
当代人的生命自由也体现在甩掉重负，听觉的作用是最快的。